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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铺伏击战:八路军抗战史上的典型战例

发布时间:2019-06-24 19:3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涞源东临紫荆关,南连倒马关,西趋大同城,北通张家口,地势险要,是北方进入中原腹地的主要通道之一。抗战开始后中日两军围绕该县反复拉锯。

  1937年9月,日军第四十一联队击败军二十一师补充团一部侵占涞源,但仅依靠伪军驻防。10月10日,杨成武率八路军独立团夺回涞源。1938年3月21日,日军第十四联队再度侵占涞源,由矢崎守备队留守,杨成武率部切断涞易公路,孤立涞源日军。双方战斗到4月11日,矢崎中佐被迫率部撤离。1938年10月1日,日军一一○联队(联队长永幡寮一大佐)再次侵占涞源县城,但杨成武的晋察冀一分区部依然控制城外各要点。10月下旬,日军以第二大队大队长伍信纯一中佐为指挥官,发动了被称作“涞源作战”的“扫荡”,目标直指杨成武部。八路军采用游击战术与日军苦苦周旋,战斗中日军消耗甚大,原有补给线涞易公路又屡遭袭击,故强行开辟途经飞狐峪的涞蔚公路为新的补给线。敌军大部分物资通过这条线路运往涞源前线,杨成武和王震决心抽调精锐部队,在涞蔚公路上袭击日军的运输队,切断其补给,迫使日军中止“扫荡”。

  11月初,副团长周俭廉和参谋长左齐等人到飞狐峪勘察地形。团长刘转连在听取他们的勘察汇报后,决定将明铺作为伏击阵地。我军根据情报得知日军一个大规模的运输队将从蔚县出发前往涞源。11月16日拂晓,晋察冀分区邱会魁支队的两个主力团和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进入明铺附近,设下了伏击圈。七一七团埋伏在明铺西边的山上,友邻的两个团则埋伏在明铺东边的山上,他们预料我军总兵力是日军的10倍多。

  意外却在16日中午发生了。左齐在日记中写道:“部队埋伏半天以后,老乡的一头毛驴误入雷区,踏响了地雷。不久,日军一架侦察机飞来,在沟口外上空久久徘徊不去。”伏击部队很快接到上级命令,称伏击圈已经暴露,敌人可能发现了我军的意图,并推测敌人或会取消运输行动,或会抽调主力伺机消灭我伏击部队,因此这个仗不能打了,所有部队撤出伏击圈。

  晋察冀的两个团随即撤离。刘转连却让撤离途中的七一七团停下,他和几名高级指挥员在山坡上开了个会。刘转连的意见是:如果敌人能够发现我们的埋伏,也应该能发现我们撤出伏击圈,那么敌人的运输队就可乘机通过,所以我们应该杀一个回马枪,半夜再回去设伏,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这个计划看似十分冒险,但也颇合逻辑。问题是,兵力不够。晋察冀部队是新组建的,还没有电台,此时已经无法联系撤离的另外两个团,这一仗只能靠七一七团自己了。而这次攻打敌军运输队,七一七团出动的只是两个主力营,即六个步兵连,不到七百名官兵。

  开往涞源的日军运输队总兵力大约是这样:田原少佐率领的师团辎重队护卫人员约半个中队合计72名官兵,中途加入的三宅护卫队有71名官兵,从蔚县返回涞源搭车的伤愈官兵7名,修理班人员2名。此外有翻译、伪自警团人员若干,以及84名司机。从日方事后的报道来看,队伍中还有5名新闻记者。

  天渐亮,敌人一夜都没有出现。显然,刘转连推测得十分准确。7时,田原少佐直入七一七团的包围圈,到达飞狐峪谷口的北端—北口村。在这里,田原少佐遇到了一个“部落民”—当地伪组织自警团的成员,有为日军提供情报和侦缉的任务。据日本《步兵第一一○联队史》记载,这个“部落民”和日军一起进了飞狐峪。他在北口村向日军报告说,前一天他的马在飞狐峪的出口处—明铺村的北端,踏上了地雷被炸死,他因为跟在马的后面比较远而幸免于死。

  七一七团的兵力部署,包括“一面坚盾”“一口快刀”和“一张大网”。出了飞狐峪,到涞源一线的地势相对平坦,刘转连预料日军中伏之后,其主力必然拼死向涞源方向突围。因此,他在明铺村布下全团最精锐的一连,让这面“盾牌”死死顶住敌军的猛攻,将其关在盆地之中。与此同时,作为“快刀”的二连,从左侧山顶直接切向日军退回蔚县的飞狐峪谷口,斩断日军回撤的道路。这“一刀一盾”将日军关在盆地中后,二营的三个连将如天网从山顶直扑下来发动总攻,一边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用火力杀伤敌军,一边和敌军展开白刃战,用刺刀解决最后的战斗。我军在火力上不占优势,最能发挥优势的便是白刃战。

  刘转连和左齐经过讨论,预料日军最终会被赶到公路东侧。如果他们试图往山上爬,会变成活靶子;如果他们就地顽抗,依旧是活靶子。关键要看明铺能不能顶得住,二营能不能杀穿敌军的阵型。经过商量,团长刘转连亲自指挥一连在明铺村阻敌,参谋长左齐坐镇战场西侧峰顶,指挥对敌军的攻击,团政委晏福生因在红军时期失去一臂,不适合直接参加战斗,负责指挥预备队。没有到达战场的七一七团三营和团部直属连,则奉命阻敌增援。考虑到南线涞源敌军可能来援,明铺以南地势不利于阻击,因此由三营一个主力营承担任务(据说由副团长周俭廉指挥)。北线蔚县、广灵敌军虽多,但飞狐峪地形崎岖,敌军应不敢深入,故只留团部直属连警戒。

  九点钟,日军的汽车队终于从飞狐峪的谷口探出头来。团参谋长左齐的日记详尽地描述了接下来的情形。他的女儿左凌这样转述道:

  鬼子出谷口就不动窝了,估计也是怕咱们埋伏他。这时候山上山下的八路军都没有动。预先安排好了,等山下鬼子的汽车压上地雷,刘转连团长他们在明铺村先打响,所有部队以他的行动为准跟着打。现在鬼子离着地雷还有几十米不动了,刘团长也没动,他可能是想着敌人还没都进伏击圈,等鬼子麻痹大意了,继续往前走,都进了伏击圈,我们再收拾他。他不动,我父亲他们当然也不动了。等着等着,看鬼子派出了一个班的步兵,挑着一面膏药旗,一边搜索一边往明铺村前进,过来了。他们本来也没发现什么。到了村口有道矮墙,在那个墙根底下,有个鬼子官儿忽然看到不知道哪个战士丢在那儿的一顶帽子,马上哇哇怪叫起来,而且掉头往回跑,正好踩中了地雷。这时候,刘转连团长指挥的一连开火了……

  原第八中队长江小队的日军士官丸山登美治的回忆文章,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三宅护送队一行覆灭的经过。这篇名为《啊,三宅队的最后—第八中队在明铺村的战斗》的文章,描述了双方战斗的开始情景:

  从这里(北口村)开始,是铺满砾石的山路,蜿蜒于谷底之中。道路忽而呈“く”字形,忽而又呈“へ”字形,曲曲弯弯。两侧则是高达百米,如屏风般屹立的山峰。在绝壁间前进了十公里,便到达了明铺村前,这里左侧一方略为宽敞。正在车辆渐渐开出谷口,进入开阔地带时,那个向导(北口村自警团那个牲口被炸的伪工作员)忽然指着前面大喊起来:“就是那里,就是那里。”三宅少尉下令车队停下,然后(用望远镜)朝前方路面上眺望。只见路面上残留着一个大坑,周围还散落着牲畜的尸体碎块。由此来看,可能有敌军隐蔽在附近。思索片刻后,三宅少尉将武田正一伍长唤来,令他率领一个分队对前方的明铺村进行侦察,同时提醒他这一带可能铺设有地雷,必须充分加以小心。

  ……武田伍长指挥的这个分队,包括一等兵石黑二,上等兵西原久雄、安田良雄、大枝静雄,他们一边观察一边逼近村口,小心翼翼地窥伺村子(明铺)里的动静。周围一片寂静,村子里看不到有居民生活的迹象,他们又开始行动,似乎朝前走了五六步,这时,(后方的日军)忽然听到了轰然一声巨响,武田伍长等人的身体顿时被炸得飞上了半空,他们踩中了(八路军)预先埋好的地雷,壮烈战死。唯一受伤未死的是安田上等兵,他的右腿被炸断,负了重伤。这一声爆炸仿佛是信号,村子里埋伏的敌军立即同时猛烈射击起来。不仅是村子,周围山顶棱线上的敌军也一起现身,发起攻击,此时,正是九点刚过。

  显然,三宅等日军指挥官也摸不准八路军是来骚扰还是来打埋伏的,还有可能是布设了地雷,人员早已撤离。最终,日军认为骚扰的可能性更大,否则必定会和附近的驻军联系,求得增援。

  根据日军的抚恤档案,这一路日军中军衔最高的田原少佐,并不是辎重兵出身,而是骑兵出身的军官。这样的出身使他在遭到伏击的瞬间没有选择防守,而是本能地发起进攻。他选择进攻的方向便是明铺,试图从这里撕开八路军的重围,带领车队突向目的地涞源。田原对日军“无坚不摧”的攻击力十分自信,但现实给了他一个狠狠的教训—左齐参谋长布置的地雷并不是仅仅一颗,日军的首车压上了一颗,跟随冲锋的车辆也随之中雷。意识到前方是雷区,日军就地卧倒,和刘转连率领的一连展开对射。左齐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道:

  这时候,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挥着战刀把鬼子赶上卡车,车辆开足马力,向前猛冲,企图冲出我军的封锁线。但前导车刚进村口就压上了地雷,只听轰轰几声巨响,领头的几辆被炸翻在公路上,后面冲上来的三十多辆车子,被炸翻的车辆堵塞起来,进不得也退不得,鬼子纷纷跳下车来。

  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便是田原少佐。双方隔着地雷阵对射的结果是,八路军的机枪手上去一个牺牲一个,这面“盾牌”牺牲很大。

  团长刘转连注意到日军主力距离明铺村还有几百米,他下令贴上去,彻底封死敌军的机动空间。与此同时,日军也迎着刘转连的一连杀来,其首车上架着一挺机枪,一面疯狂地扫射,一面冲向八路军的战线,下车的日军士兵跟随车辆也发起了冲锋。一连是七一七团的基准连,为了阻止日军强攻明铺,团长刘转连在一连集中了六挺轻机枪。在这样的火力之下,田原少佐很快就攻不动了。一营营长何家产亲自带二连从山坡上猛扑下来,和盐见少尉指挥的日军后卫部队撞在一起。这里是此战中最早发生白刃战的地方。

  战斗刚一打响,“一刀一盾”便打得血火飞迸,但指挥主力的参谋长左齐并没有立即指挥二营冲下去。他觉察到日军的兵力似乎与当初的推测有些不符—从山坡上看下去,日军的兵力不只二三百人。这意味着八路军并没有预判的10倍兵力优势,原有的作战计划必须作出调整。

  左齐敏锐地注意到,迫于道路的狭窄,日军在前后能够投入的兵力有限,而大批日军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仍在公路上茫然地等待命令。而从八路军所在的山坡上看下去,日军正在射程范围之内,手榴弹可以直丢进日军队伍中,日军的手榴弹却根本扔不上来。于是,左齐下令山坡上的二营和一营的一个连立即展开全部火力,不惜把子弹打光也要最大限度地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再向日军发起冲锋。

  但日军的反击也同样迅速。长城小站的大鹰根据战斗简报在《八路军飞狐峪—明铺战斗历史随笔》一文中写道:“日军指挥官……在受到袭击之后很快回过神来,并准确判断了八路军团指挥所的位置,组织的反冲击见效,竟然在200—300米距离使用步枪、机枪,利用仰射打掉重要团指挥员,使八路军团指挥所陷入一定程度混乱。”

  田原部队毕竟是辎重兵,虽然训练有素,但战斗经验不足,因此战斗打响后一度出现短时间的慌乱。但三宅的部下都是已经参加战斗一年多的正规步兵,而且多次在这条公路上和八路军交手,所以威胁也最大。《啊,三宅队的最后》一文中如是描述开战后三宅所部的反应:“看到最信任的部下在眼前战死,三宅队长怒火中烧,立即下令‘迫击炮下车’。迫击炮原来放置在第四辆车上,这时被迅速抬下来,炮手平松武夫一等兵开始对山上的中国军阵地开炮。可惜的是,只打了三发,炮击便停止了。”

  日军“只打了三发”,是因为炮手平松武夫被一枪击毙。左齐参谋长发现了日军的这个重要火力点,立即命令早已做好准备的几名神枪手追着日军的炮手打。这个神枪手战术一举打掉了日军对我威胁最大的火力点。然而,日军的三发炮弹,也给八路军造成了较大损失。三宅看出八路军在明铺方向的阻击阵地坚不可摧,唯一的逃生之路便是退回飞狐峪向蔚县靠拢。所以,日军的炮弹全部砸向进攻盐见小队的二连,而第三发炮弹正中一营的指挥所,营长何家产双腿被炸断。

  此时,二连与日军后卫部队的恶战处于最关键的时刻,没等八路军后方的火力支援跟上,为二连提供火力掩护的重机枪忽然停止了射击。眼看功亏一篑,何家产指着附近老百姓丢弃的一个箩筐,让部下把他装进去,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看到营长的战斗精神,已经伤亡过半的二连士气大振,一步步将日军压向谷口。

  没有及时派出援军的原因并不是指挥部的失误,而是八路军的指挥正经历大鹰所说的“陷入一定程度混乱”—参谋长左齐中弹负伤,他的负伤给部队带来了短暂的混乱。而这时日军已经迅速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在田原少佐的指挥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山上发起了反冲锋。

  左齐负伤的原因,正是那挺停止射击的重机枪。由于是山地作战,而且没有现代运输工具,七一七团设伏时只带了一挺作为火力支撑点的重机枪,战斗中偏巧出了问题,机枪手又一时无法排除故障。左齐正在指挥部队准备发起冲锋,忽然发现重机枪不响了,性急的他连忙跳进机枪掩体,亲自排除故障。可就在他排除机枪故障后刚刚一直腰的瞬间,日军连续两发子弹几乎同时击中了他的右臂,致使他当即摔倒在阵地上。原来,我方神枪手射击日军炮手和指挥官的同时,日军也在寻找我军的指挥人员。三宅用望远镜锁定了左齐,立即指挥他的部下一等兵大森和另一名日军士兵同时对左齐射击。几乎就在左齐中弹的一瞬间,大森也被八路军的神枪手一枪命中。

  已经变成血人的左齐在危急关头仍然坚持下达了攻击命令,并喝令机枪手不要管他,朝鬼子狠狠地打,但很快便昏迷过去。同样只有一条臂膀的老政委晏福生接替了指挥,二营呐喊着从山上猛冲而下,与从山下冲上来的日军展开互射。

  二营教导员何宣太冲了上去。他在和敌军的对射中腿部中弹,倒地仍大呼“冲上去”,后被警卫员拼死救回。团政治部副主任王克勤随即冲上去,在二营两位主官重伤之际,他率一营三连加入战团将日军压下山坡,却不幸于混战中和一名拉响手榴弹的日军伤兵同归于尽。团政委晏福生独臂挥刀,继续冲锋。日军的反扑终于被遏制,要么被杀死在山坡上,要么逃向公路上的汽车。二营和一营三连的战士追在他们身后。然而,这还不是战场上打得最激烈的地方。

  飞狐口之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是谷口方向的二连。死伤过半的二连刚把日军的后卫部队赶出谷口,护送队长三宅的日军两个班便已赶来增援,和盐见少尉的残兵合为一股,发起了疯狂的反冲锋。二连整整一个排的老兵,几乎全部牺牲在刚刚夺占的阵地上。何营长身边只剩8名战士努力试图夺回谷口。

  千钧一发之际,一支全部使用手枪和机枪的部队增援上来,和二连合兵一处,再次朝谷口猛扑过去。这是一支虽然不足一百人,却有着营级番号的特殊部队—七一七团侦察队,全部由战斗骨干组成,是刘转连的“宝贝疙瘩”。为了彻底把日军封死在谷底,战斗异常艰苦。仅仅五六分钟,侦察队队(科)长盛科、教导员刘芳芝双双负重伤,侦察队伤亡过半,但是,八路军终于死死地扼守住飞狐峪的谷口。日军后卫指挥官盐见少尉见势不妙,匆忙指挥日军车队末尾的四辆汽车向飞狐峪内的蔚县求援报丧去了。

  盐见跑了,但已经负伤的护送队长三宅积男中尉,却留了下来。日军一一○联队在战史中这样描述了三宅最后的战斗:

  三宅少尉把大森上等兵拖到队伍最后部的一辆车,把他丢在车厢里,大声喝道:“把这个兵给我带回蔚县去,让他负责向本队汇报三宅队的战斗情况!”(盐见少尉)看到三宅少尉的上衣也已经血迹斑斑,忙道:“小队长(三宅负责护卫队前任第八中队第二小队队长)阁下也负伤了?跟着我们的车一起撤退吧。”三宅回答道:“老子还有指挥的任务呢,不要说废话,带这个大森走,快点回去向蔚县本部报告我们的情况。”说完,三宅少尉转身朝战火中走去了。跟着运输队的盐见少尉撤下来的卡车一共只有四辆,他们匆忙赶回蔚县求援去了。

  这是盐见少尉最后一次看到三宅,他们的突围实际上没有这样简单。因为在谷中遭遇到八路军的阻击,盐见不得不把残余日军和这四辆卡车隐蔽在一处射击死角,同时派出几名通信兵拼死翻山赶去向蔚县日军求救。最后,随同盐见撤离并和蔚县守军会合的人员共计11名。一一○联队战史中称三宅队“全灭”,其实,还是活下来了一个上等兵大森。

  盐见的四辆卡车刚刚逃走,谷口便被二连和侦察队拿了下来。当中日两军在山坡上拼死格杀的时候,空中传来隆隆的飞机发动机声。日军侦察机在明铺村上空盘旋良久,最终却一弹未发掉头而去。因为两军已经绞杀作一团,只有扫射能力的侦察机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空中支援。

  明铺村方面的日军突围已经完全失败,刘转连团长指挥的一连跃出阵地,和边打边退的日军绞杀在一起。谷口方面的日军断后部队非死即伤,负伤的何家产指挥所部斩断日军的北逃之路。山坡上的八路军冲下公路,将日军的车队斩成了几段,有的日军车辆起火燃烧,有的在混乱中冲进崎岖的河滩地抛锚瘫痪。然而,残存的日军依然在指挥官田原少佐周围聚集起来疯狂顽抗,导致不少八路军战士和顽抗的日军同归于尽。

  没能击毙或俘获田原少佐,对参战的八路军官兵们来说是个遗憾,但田原并没能逃出八路军的天罗地网。三宅毙命之后,残余日军只剩两个小集团还在抵抗—一部分包括五名士兵司机及十几名搭车人员,他们跑得较快,已经逃到公路东侧的山坡上,并向山麓攀登逃遁而去;另一部分日军放弃了公路上的车辆,且战且退到一个小丘下方顽抗。判断前一部分的日军已经很难追上,刘转连团长下令围歼小丘下的日军。这一仗抓到了一个俘虏,名叫柳下一郎的日语翻译,真名田效左。田原最终是切腹自杀的,一名担任“介错”(作者注:指在日本切腹仪式中为切腹自杀行为失败而补充的行为)的日本兵朝他脑后开了一枪。至此,飞狐口之战正式落下帷幕。

  日军能够逃出战场的,只有盐见准尉残军11人、逃上山的日军士兵5人、非战斗人员10余名,总人数不过30来人,其余200多人全部葬身在飞狐峪谷口。我方成功夺取了日军大量物资,帮助七一七团度过了一个艰难的冬季。

  可以说,明铺伏击战是八路军抗战史上的典型战例,甚至日军方面也称“该战中八路军成功地把伏击战术运用到了极致”。

  2015年8月26日,一块纪念这次战斗的石碑在飞狐峪谷口落成。左齐、何宣泰、盛科等的后人为他们的父辈完成了一个心愿,从雪花石碑向前望去的河滩便是田原部队最后的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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